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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一

《商君列傳》是《史記》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這篇列傳，太史公主要記述了商鞅事秦變法革新、功過得失以及“卒受惡名于秦”的史實。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術之學”，三次游說秦孝公，終使“君大說之耳”；“鞅欲變法”，守舊派公然反對，鞅據理力爭；“卒定變法之令”，眾皆嘩然。鞅立木懸賞，取信于民。刑太子師，以肅法令；“行之十年”，“家給人足”，“鄉邑大治”，“秦人富強”。鞅將而伐魏，“既破魏還”；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終以車裂族滅。文章最后，太史公對商君作出“天資刻薄人也”的評價。

俗話說，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讀了《商君列傳》后，有以下幾點粗淺感受。如有不妥，請方家指正。

一、革舊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顯。

商鞅變法是歷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據天下大勢和秦國實際，創立了適合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鄉村合并為縣，重新劃分田塍，鼓勵開墾荒地，平衡稅賦，統一度量衡，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經濟發展。二是嚴管理。十家編一什，五家編一伍，相互監督，連帶治罪。秦國出現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城鄉秩序穩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處罰了他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再犯，被處劓刑。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初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國家機器更加健全，推進了中央集權制。四是興教化。要求男子長大后，父子要分開，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確尊卑爵位等級，按等級占有土地、房產。五是重農業。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六是獎軍功。有軍功的顯赫榮耀。人民勇于為國戰斗，不敢為私爭斗，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斗力，為秦國實現稱霸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二、刑法嚴酷，剛愎自用，致使商君結局悲慘。

商鞅變法使秦國民富國強之功難沒，但最終卻落得個車裂族亡的悲慘結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一）用刑過度。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法律的責任。如果法律違背人性，濫用酷刑，無視百姓切身利益，就不會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遵從。商鞅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王霸諸侯，至于百姓權益、尊嚴則很少顧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讓親人、鄰里之間沒有安全感；獎軍功，“民勇公戰”，把人培養成了戰爭機器；對百姓有議論新法的，“盡遷之于邊城”。

（二）不聽進諫。趙良對商鞅說，聽得進反面意見是聰，能正視缺點是明，能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是強。還說，一千個人唯唯諾諾贊同，不如一個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對意見。這番話商鞅還算聽得進，認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希望趙良“終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藥”。而趙良勸商鞅，鑒于朝野積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國封地，到偏遠的地方澆園耕種，“可以少安”。但商鞅認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勛卓著，沒有誰能撼得動，因而沒有服用趙良的“藥”。

趙良勸商鞅學五羖大夫，勞累了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撐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廉潔自律、勤政愛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還要貪圖商於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政教為榮寵，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駕崩，“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對趙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聽”。

（三）重刑罰、輕德政。商君治理國家傾向于刑罰，過度使用嚴刑、酷刑，這不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從法令，還容易引起民憤，造成積怨。應當是德政教化，刑法約束，標本兼治，相輔相成，才能夯實治國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監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執法，而且拒絕接受監督。他持才傲物，自詡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認為“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在沒有與大臣形成共識，沒有征求公眾意見，只憑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以殺雞儆猴。公子虔復犯新法，即被處以劓刑，“使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本來，評論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監督。可商鞅聽不進反面意見，對評論者無情打擊，“其后民莫敢議令”。

（五）自身腐敗。腐敗是最不得人心的詬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損耗國家資財，引來眾多非議。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調稱君，“南面而稱寡人”，更是不講規矩；一旦出行，后邊跟著數十輛車，車上都是穿著鎧甲的衛士，身強力壯的人作貼身警衛，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興師動眾，作威作福，好不氣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對商君評價少褒多貶。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商鞅有缺點也是難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總會觸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貴族們既得利益后，不僅會引起眾怒，還會招樹強敵。商鞅迎難而上，力排眾議，推行新法，使秦國大治，秦人富強。所以，評價商君不能無視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對社會治理的功績。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

《史記》七十二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列傳。讀過該篇數次，每次讀完都感覺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說出個子午卯酉來，疑問如下。

第一，為何司馬遷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許你會認為沒有什么，哪篇列傳放到首篇是隨機的，但是我不這樣的認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馬遷的想法，但我認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齋志異》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話，有心向善雖善不賞，無心向惡雖惡不罰，通過這句話就能寫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訴讀者，不能只看一個人做事的結果，還要看這個人做事的出發點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飯時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這是無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飯的時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同樣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發點不同，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為何這篇文章的格式與其他篇列傳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傳的基本結構是先介紹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寫主人公與事，通過記事寫人，通過人來寫事。記事是為了寫人而服務的，所以研究列傳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選了哪些事，每一個人經歷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選這個事而不用另一個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馬遷對這個人或者事的評價，評價事也主要是為了評價人。

該篇文章，開頭沒有介紹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寫伯夷一個人。結尾處沒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為何該文讀后能明顯感覺到司馬遷有股怨氣。其他文章中沒有或者很少能見到司馬遷這種怨氣。處處疑問，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稱焉？""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其輕若此哉？""惡能施于后世哉？"。

總是感覺司馬遷把該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沒有揣摩出來。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三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四

司馬遷。

一題解。

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1．“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

3．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跡、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敘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觀擇”。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并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突出物質財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認識到生產交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游俠讀，可當小說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杰，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精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敘事行云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里，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精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于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這段引文見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第八十章。為便于討論,錄于下: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a,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老子“小國寡人”的理想社會，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在太史公看來,“至治之極”的社會是美妙的。《貨殖列傳》引錄這段話置于卷首,當有深意。在引用這段話之后,太史公緊接著說“必用此為務!”意思是說,必須致力于此。因此,這句話當屬上談,絕句。這樣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氣也才順適。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一句,則是對晚近時期為奇說謬論,淆亂人民視聽者的斥責。

那么，至治與貨殖有何關系。

“至治之極”那段話里,沒有一句說到貨殖。乍一看來,至治與貨殖殊無關系。實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內在聯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這段話的中心內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一句話,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貨殖列傳》的中心內容是什么?它一開始就指出,山西、山東、江南、北方各有特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無法自致,須“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會分工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就是“貨殖”一詞的基本含義。太史公強調說:“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饒則生活美好）。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至于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夸耀有權勢、有才干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針對如此世俗，為政者的應對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馬遷上承其父司馬談，推崇道家思想，這“因之”，該就是無為的意思。所以這篇《貨殖列傳》第一句話擺出的就是道家的社會理想，并且明確主張這種政策）。

《周書》里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財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里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后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臺，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貧與富，若排除社會因素，僅從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則不存在予奪，關鍵在于巧與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條件為有利因素。他舉出姜太公為例，說，姜太公的封地在營丘一帶，是海邊鹽堿地，人口少，較窮，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大約是種植棉花或養蠶，并且加工出好的紡織品。二是“通魚鹽”，大約是發展海洋捕撈業，還有就是鹽業，即海曬鹽或煮鹽。看來姜太公算是鹽文化的老祖。姜太公這樣把經濟發展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齊國成了“冠帶衣履”天下聞名的地方。）。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于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馬遷看出世有貧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何況是普通編戶之民呢？他贊成老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礎。）。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于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么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干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于三十錢，那么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并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于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沖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于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司馬遷說，越王勾踐能使越國富強，與一個叫“計然”的人的經濟主張有關。計然看出了當時的一些生產的和經濟的規律，比如，天象與農業水旱豐歉的關系，要早作預測，比如，農業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的現象，也要早備措施，還要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策略。谷賤傷農，谷貴病商，都不好，要調節在適當水平，比如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這樣達到農商俱利，令貨幣“行如流水”，經濟自當繁榮。總之，要有一系列經濟措施。司馬遷沒有說用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經濟觀”，他并不排斥依據規律對生產和經濟有所掌控，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學發展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于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并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后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你這樣看待范蠡的棄官從商？

范蠡的致富經對你有什么啟迪？

（子貢--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舊時，商人們流行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八個大字。

這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后，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馬遷說，孔子的七十子之徒當中，最會致富的，是子貢，他的商隊“結駟連騎”，往來天下，諸侯國君無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是說，孔子的揚名天下，得益于子貢的支持。從事于政治、文化、教育這些事情，經濟實力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谷物；要增長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馬遷認為貨利對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文化素來重農輕商，但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么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于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臺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臺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游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后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么不好？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么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么又有誰不愿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墻；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2．司馬遷對于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后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于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3司馬遷對于商業的經營上的觀點。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里，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制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業樂群。

4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國跑一樣。后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并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筑，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于朋友的關系，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5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系。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并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后，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系，提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于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里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游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系。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于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于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于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于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后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么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里，家里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后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并沒有什么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于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四作業。

謝老師。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五

在我國古代所有的史料書籍中，《史記》的大名可謂人盡皆知，而作者司馬遷也因此聲名遠揚。我們都知道《史記》是一本紀傳體通史，里面的內容分為本紀、世家、列傳等，記載的都是一些威名赫赫的大人物，說白了，都是些王侯將相之類的人。可是就在這些大人物之中，司馬遷專門給幾個小刺客列了一傳——《卷八十六?刺客列傳》。

這幾個小刺客，分別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有人也許只聽過荊軻，沒關系，這不重要，這幾個小刺客真的都可算是小人物：比如曹沫、專諸，只是個勇士，后來也沒有什么大的成就;豫讓只是個家臣;聶政、荊軻就是個俠士。與記入《史記》的人來說，這幾個人著實算得上草民了。

那么，司馬遷到底為什么列了列傳去寫他們?

仔細想想，這背后的原因，無疑都指向一個答案：這是他有意留給世代君王的“項上之劍”。歷代君王都是高高在上的，打個噴嚏九州都要抖三抖。但是，即使君王本領高強，權力遮天，也絕對不能忽略小人物!我想，司馬遷大概也是這么想的，如果看不起小人物，視其為草芥，那么小人物發起怒來，也是很可怕的，他們會讓你睡不上一個安穩覺：有可能你正吃烤魚的時候，突然沖出一個人給了你一刀——專諸;有可能你在廁所艱辛奮戰的時候，突然沖出一個人要殺你——豫讓;有可能你正在和下屬吹牛顯擺的時候，突然沖出一個人要抹你的脖子——曹沫;有可能你在家里閑著沒事正放松的時候，突然沖出一個人捅死了你——聶政;讀后感·如果你覺得你是帝王，身邊保鏢環繞，安保系統完善，但你根本無法預料到，這一刻你面前手無寸鐵的人會不會下一刻就從地圖里掏出了一把匕首——荊軻。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這就是懸在各位帝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啊!這一傳雖然說了很多，但總結下來，卻都逃不過一句“士為知己者死”。我覺得司馬遷的整體分布稱得上是完美了，雖然只是時間順訊寫下來的，但仍把最震撼的故事留到了最后，為整個春秋的此刻們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他超越了知遇之恩，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心靈的共鳴，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甚至生死的界限都阻擋不了他們。

他們時時刻刻徘徊在生死仁義之間，這大概就是他們的偉大吧!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六

《史記》，魯訊先生贊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能得到文學大家如此之高的'評價，確實值得我們一讀。

近日，我閱讀《史記》之精髓“七十列傳”，讀罷，嘆為觀止。

這七十列傳，講述了老子、韓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響力的人物事跡，第十列傳講述的是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張儀，讀來讓我動容。

張儀，兩度為秦相，魏貴族后裔，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外交家和謀略家，他創立了連橫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縱之策。

其實一開始讀張儀時，我并未明白張儀的那顆心，而最近，當我讀到一篇名為《張儀受辱》的故事時，我才真正明白了張儀。

在《史記》中，我發現張儀是艱難的成功者，他兩度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兩度遭廢，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經歷過驚濤駭浪，他的連橫之計在六國成功推行。初讀他時，我就已經贊賞張儀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罵，也要“死皮賴臉”，但在他心中，始終有一個堅定的目標，他是為了他的連橫親秦。

再讀張儀。張儀因兒時貧窮與原來的道德敗壞，而被懷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幾百杖。但回到家后，他問他的妻子舌頭是否還在，妻子答“在”，他便說，只要舌頭尚在，仍舊會向諸候傳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張儀一定是說出了他一生的諾言！他也的確這樣做了！他的一生都為他的連橫策略而努力。

讀罷張儀，在為他的堅定與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時，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練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正是因為我的懶惰，不懂堅持，每次都半途而廢，我的字至今還非常難看。唉！都是沒有堅持惹的禍。

張儀用他的一生，告訴我們，什么是目標，什么是堅持，什么是諾言，什么是忍辱負重，什么是理想與信念！

讀張儀，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戰火連天的時期，在那個時代，張儀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訴人們：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這個法則在現在的社會也同樣適用。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七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

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對于商鞅本人的評價，是非功過，留于后人評說吧。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八

商鞅，衛國人，本名公孫鞅。

才華出眾，恃才傲物。這便是我對商鞅的總體感覺。特別自信，就像電影里的超級反派，總有種一切盡在掌握的感覺。

太史公說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來殺身之禍。其實仔細看看，他得罪的最終害死他的，應該是太子，后來的秦國國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可那時人家潛龍在淵，等到飛龍在天的時候就回來找他翻舊賬了。

公叔痤也是個有趣的人。在位的時候沒來得及推薦公孫鞅，快死了才告訴魏惠王，這個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話說你的國君是個啥樣的人你自己個兒心里就沒點b數嗎？真以為人家來問你是真心擔心魏國的未來么？人家那是做做樣子的，畢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掛了，怎么也得來看看，不然輿論怎么說？也過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學。說明他內心深處認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對的，要么錯的，沒有差不多，無所謂之類的情況。推崇法治社會，認為人人守法，規矩天下。難到沒邊了呀。他這樣的人，遇到一個好領導，那就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當作開心。

讀書正行，讀書正言，讀書正心。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九

自懷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為人們傳誦至今。先民們專設一個節日來紀念一個人并且延續兩千年之久，這至少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屈原以自己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嫉惡如仇，潔身自好的高風亮節，贏得了后人對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動地，氣貫長虹。

每至端午。每每讀到《屈原列傳》中“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動得潸然淚下。不難想像，作為一個“真正直行，竭忠盡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謗直至被貶，作為一個有著強烈愛國之心的國之棟梁，眼看祖國山河破碎而自己卻無天之力，這該有多痛苦！在極端痛苦之中，用死來求得永恒的解脫，以死來保護自身的清白，以死來報效祖國，這實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動，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頌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嘆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原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圣人茍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丈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鞅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圣，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仆聽君之義，則恐仆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筑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仆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原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集解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筑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譯文。

商君是衛國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孫，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時喜好刑名之學，事奉魏國相國公叔座當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還沒有來得及向魏王進薦。適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親自前往探望病情，說：“您的病倘若有三長兩短，國家將怎么辦?”公叔座說：“我的中庶子公孫鞅，年紀雖輕，卻身懷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國政交付給他。”魏王沉默不語。魏王將要離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說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孫鞅，就一定要殺掉他，別讓他出國境。”魏王一口應承而離去。公叔座召見商鞅告訴道：“今日大王詢問可以擔任相國的人選，我說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贊成我的意見。我理應先國君后臣子，便對大王說如果不任用公孫鞅，就該殺掉他。大王應承了我。你可以趕緊離開了，(不然，)將要被逮捕。”商鞅說：“大王他既然不采納您的話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納您的話殺我呢?”結果設有離去。魏惠王離開公叔座後，便對身邊的人說：“公叔座病得很重，令人悲傷啊!他想讓我把國政交付給公孫鞅，豈不荒唐呀!”

公叔座已死，公孫鞅聽說秦孝公在國中下令尋求賢才，準備重建秦繆公的霸業，東方要收復被魏國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進入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孝公。秦孝公立即會見衛鞅，交談政事很長時間，孝公常常打瞌睡，沒有聽。談完后孝公對景監發脾氣說：“你的那位來客只不過是個無知狂妄之徒罷了，哪配任用呢!”景監因此責備衛鞅。衛鞅說：“我用五帝之道勸說孝公，他的心思不加理會呀。”五日之后，衛鞅又要求孝公接見自己。衛鞅又進見孝公，談得比前次更多，然而沒有中孝公的意。談完后孝公又責備景監，景監也責備衛鞅。衛鞅說：“我用三王之道勸說孝公，而他聽不進。請求再一次召見我。”衛鞅再一次進見秦孝公，孝公覺得好而沒有采用。談完后衛鞅離開。孝公對景監說：“你的那位來客好，可以同他交談了。”衛鞅說：“我用霸道勸說孝公，他的意思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見我，我知道該說什么了。”衛鞅果然又進見秦孝公。孝公與他交談，不知不覺膝蓋在席上直往前挪動。交談了好幾天還不滿足。景監對衛鞅說：“你用什么說中我國君的心意?我的國君高興得很啊。”衛鞅說：“我用帝王之道達到夏、商、周三代盛世來勸說國君，可國君說：‘時間太長，我沒法等待。況且賢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揚名天下，哪里能默默無聞地等待幾十年、幾百年來成就帝王之業呢?’因此我就用強國之術向國君陳述，國君大為高興。但這樣就難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擬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衛鞅，衛鞅準備變法，但秦孝公擔心天下非議自己。衛鞅說：“行動遲疑不決就不會成名，做事猶豫不定就不會成功。那些有過人舉動的人，本來就會被世浴所非難;有獨到見識的謀劃者，必定會被百姓所譏諷。愚蠢的人對已經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對沒有發生的事情都能預見。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謀劃事業的創始，只可以同他們歡慶事業的成功。講論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偉大功績的人不征詢民眾。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強國，就不襲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舊禮。”秦孝公說：“好。”甘龍說：“不對。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變法度而治國。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費氣力就會成功;根據成法而治國，官吏習慣而百姓平安。”衛鞅說：“甘龍所說的話，是凡夫俗子的言論。常人茍安于舊習俗，學者局限于所見所聞。用這兩種人當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與之探討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禮教而成就王業，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業。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賢能的人更改禮教，無能的人拘泥舊禮。”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變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換器具。效法古代沒有過失，遵循舊禮沒有邪惡。”衛鞅說：“治理社會不只一條道路，有利國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湯、周武不循古道而締造王業，夏桀、商紂不改禮制而亡國。違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舊禮的不值得贊美。”秦孝公說：“好。”用衛鞅為左庶長，終于決定變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不告發奸惡者處以腰斬，告發奸惡者給予和斬獲敵人首級相同的賞賜，藏匿奸惡者給予和投降敵人相同的懲罰。百姓家中有兩個成年男子不分立門戶者，加倍征收他們的口賦。有戰功者，各按規定接受更高的爵位;進行私下斗毆者，各按情節輕重給予大小刑罰。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耕耘紡織送交糧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專事工商未利以及因懶惰而貧困者，全部將他們收捕，沒入官府為奴。國君宗室中沒有軍功記錄的，不得載入宗室名冊。明確尊貴卑賤爵位奉祿等級。各按等級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著眼飾也按各家的等級班次享用。有戰功者顯赫尊榮，沒有戰功者盡管富有也無處炫耀夸示。

法令已經完備，但沒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場南門立起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門的給十鎰黃金。百姓對此感到驚奇，沒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說“有能搬的人給五十鎰黃金”。有一個人搬走木頭，立即給他五十鎰黃金，以表明沒有欺詐。終于頒下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實行一年，秦國百姓到國都來說新法不適宜的人數以千計。在這時太子觸犯法令。衛鞅說：“法令不能實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觸犯法令。”準備依法懲處太子。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施加刑罰，便對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對太子師公孫賈處以黥刑。第二天，秦國百姓都服從法令了。實行新法十年，秦國百姓皆大歡喜，路上不撿拾他人遺物，山中沒有蟊賊強盜，家家富裕，人人滿足。百姓勇敢為國作戰，害怕私人斗毆，城鄉大治。秦國百姓中當初說法令不適宜者有來說法令適宜的，衛鞅說“這些都是擾亂教化的人”，全部遷居到邊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沒有人敢于議論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用衛鞅為大良造。衛鞅率領軍隊包圍魏國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經過三年，在咸陽大興土木建造冀闕、宮殿，秦國從雍遷都到咸陽。而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養育后代。合并小都、小鄉、小邑、小聚為縣，設置縣令、縣丞，共三十一個縣。整治田地，開立阡陌封疆作為地界，從而使賦稅征收整齊劃一。統一斗桶、權衡、丈尺的標準。實行第二次新法四年，公子虔再次違反規約，處以劓刑。經過五年，秦人國富兵強，周天子贈送祭肉給秦孝公，諸侯都來祝賀。

第二年，齊軍在馬陵擊敗魏軍，俘虜魏太子申，殺死將軍龐涓。又過一年，衛鞅勸說秦孝公道：“秦國與魏國，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能兩全，)不是魏國吞并秦國，就是秦國吞并魏國。什么原因呢?魏國居于崇山峻嶺的西面，在安邑建都。與秦國以黃河為界而獨占山東的地利。情況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國，情況不妙就向東擴展土地。如今靠國君的賢能圣明，國家賴以強盛。而魏國去年被齊軍打得大敗，諸侯紛紛背離，可以乘這時機攻伐魏國。魏國抵擋不住秦軍，必定向東遷移。魏東遷之后，秦國占據黃河、華山的天險，向東可以控制諸侯，這是千秋帝王之業啊。”秦孝公認為是這樣，派遣衛鞅領兵攻伐魏國。魏王派公子印領兵迎擊秦軍。兩軍已經相遇，衛鞅送信給魏軍將領公子印說：“我當初與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為兩國之將，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當面相見，締結盟約，痛飲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國和魏國。”魏公子印認為好。兩人會面訂立盟約完畢，設宴對飲，可是衛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襲擊俘虜了魏公子印，乘勢攻擊他的軍隊，全部打垮魏軍而返回秦國。魏惠王因軍隊屢次敗于齊國、秦國，國內十分空虛，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讓河西之地奉送給秦國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離開安邑，遷都到大梁。魏惠王說：“我悔恨當初不聽公叔座的話啊。”衛鞅擊敗魏軍歸來，秦孝公封給他於、商之間的十五個邑，從此號稱商君。

商君為秦國相十年，公室貴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滿的人。趙良會見商君。商君說：“我能見到您，是通過孟蘭皋，現在我請求能同您結交，可以嗎?”趙良說：“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話這樣說：‘推舉賢才而受到擁護的'人進用，收羅不才而成就王業的人辭退。’我不才，故而不敢從命。我聽說這樣的話：‘不該有的地位而占據它叫做貪位，不該有的名聲而享有它叫做貪名。’我若聽從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為貪圖地位、貪圖名聲的人了。故而不敢從命。”商君說：“您不高興我治理秦國吧?”趙良說：“能聽取反面的話叫做聰，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約束自己叫做強。虞舜有話這樣說：‘自我謙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實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來問我了。”商君說：“當初秦國通行戎翟的習俗，父子之間沒有區別，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們的舊俗陳規，而制定男女的區別，大建懸示政教法令的門闕，造得如同魯國、衛國的一樣。您看我治理秦國，跟五毅大夫相比誰高明?”趙良說：“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貍的腋毛;一千人的隨聲附和，不如一個士的直言爭辯。周武王倡導直言爭辯而昌盛，殷紂王喜好無人進言而滅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為非，那未我便請求始終直言而不受責難，可以嗎?”商君說：“常言有這樣的話：‘美言巧語好比花朵，直言不諱好比果實，苦口逆耳好比藥石，甜言蜜語好比疾病。’您當真肯始終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藥。我將以您為師，您又何必推辭呢!”趙良說：“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國郊野之人，聽說秦繆公賢明而希望謁見，可上路沒有盤纏，便將自己賣給秦國客商，身穿粗麻服裝喂牛。一年之后，秦繆公得知他，將他從牛口之下提拔起來，讓他凌駕于百姓之上，秦國沒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東面討伐鄭國，三次置立晉國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國北侵的禍患。在境內發布政教，連巴人都來進納貢品;對諸侯施予德澤，連八方戎翟都來臣服。由余風聞，也來叩關求見。五羖大夫當秦國的相，即使疲勞也不坐安車，即使酷暑也不打傘蓋，在國中巡行，不要隨從的車輛，也不攜帶武器，他的功績名字載入史冊保存在府庫中，他的德澤品行流傳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國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謠，春谷人不哼小調。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進見秦王，利用寵臣景監作為薦主，不是成名的正道。任秦相不拿百姓當事，而大建宮殿門闕，不是立功的舉動。對太子的師博處以懲罰和黥刑，用嚴刑酷法殘害平民百姓，這是在積聚怨恨醞釀禍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力量超過了君命，百姓服從上司的動作比執行君令還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門邪道讓國君大權旁落，這不是實施政教的辦法。您同時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稱寡人，卻時時用法律約束秦國的貴胄子弟。《詩》說道：‘看那老鼠都有肢體，做人卻沒有禮儀;做人沒有禮儀，為什么不快死?’用《詩》中說的話來觀察您的所作所為，實在不是謀求長壽善終的行為。公子虔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您又殺死祝懽而判處公孫賈黥刑。《詩》說道：‘得人心者興旺發達，失人心者土崩瓦解。’這幾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隨從的車乘幾十輛，車上載滿全副武裝的衛士，力大而肌肉發達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緊緊護衛著您的車乘而疾走。這中間有一樣不齊，您就堅決不外出。《書》上說：‘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滅亡。’您的生命危險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陽一出就會消失)。您還想延年益壽嗎?那就為什么不歸還封賜的十五個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園，勸說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賢士，奉養老人，撫恤孤兒，敬重父兄，敘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還要貪戀商、於的財富，專擅秦國的政教，積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拋棄賓客而不再在朝，秦國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難道會輕嗎?到那時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沒有聽從。

五個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幫人告發商君要謀反，國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邊關之下，打算住客棧。客棧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說：“商君的法令：留宿沒有通行證件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嘆息道：“唉，制訂法令的弊端竟然到了這種地步!”離開秦國前往魏國，魏人怨恨他欺騙公子印而大敗魏軍，拒絕接納。魏國有人說：“商君，是秦國的盜賊。秦國強大而他的盜賊進入魏國，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將商君送回秦國。商君再次進入秦國，便直奔封地商邑，與其黨徒調動邑中軍隊往北攻擊鄭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鄭邑池殺死他。秦惠王車裂商君尸體而示眾，說：“不許再有像商鞅這樣的造反者!”于是又殺滅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說：商君，是個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起初用帝王之術來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過是一時操持浮夸不根之說，并非他的本性。況且通過寵臣走門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詐魏將公子印，不聽從趙良的話，也都足以說明商君的寡恩了。我曾經讀過商君《開塞》、《耕戰》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為處事極相類似。他最終在秦國蒙受惡名，是有其緣由的啊!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一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司馬遷的一篇列傳。屈原是湖北秭歸人，作為一名湖北人，對這位偉人的歷史我也非常感興趣，今天特地開始讀了一下原文。

屈原是羋性屈氏，古代的姓和我們今天的姓不一樣，古代只有貴族才有姓，屈原和楚國王室都是羋姓。而屈是他的氏。《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是楚平王的同姓，所以按照道理來說屈原是和楚國王室有血緣關系的。

他最先是楚懷王的左徒。因為才華出眾，所以懷王一開始非常信任他。但是同朝為官的人為了爭寵而害怕他的能力超過自己。于是他們想辦法迫害屈原，他們在楚懷王的面前誣蔑屈原，這樣楚懷王就開始漸漸疏遠屈原。

由于屈原為人非常正直，用心對待他的君上。可是卻被疏遠，真是忠言逆耳。屈原被罷免以后，秦國想要攻打齊國，齊國和楚國關系很好。秦惠王想要疏遠楚國和齊國，于是派張儀去找楚懷王，張儀說如果楚國能夠和秦國結盟去攻打齊國，秦國會把六百里的地方送給楚國。楚王聽了以后答應了張儀，于是和齊國絕交。等到戰后楚王準備去接收土地的時候。張儀卻說自己和楚王約定的是六里，沒有聽說過六百里。

之后楚王很生氣，想要攻打秦國結果被秦軍打敗。后來秦國主動請求歸還漢中向楚王求和，楚王只要求得到張儀。后來張儀用重金收買楚王的寵妃，張儀逃走了。之后秦昭王和楚國通婚，希望和楚王見面，屈原說秦國是虎狼之國不能相信，結果懷王不聽。最后楚懷王死于秦國。

屈原后來又被貶了，在萬般無奈之下，投江自殺。《屈原賈生列傳》讓我體會到，一個國君如果只聽片面之詞，聽不進真話的惡果。屈原忠心耿耿卻落下一個投江自殺的下場。實在是非常可惜。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二

我的祖國以快60歲了，我的祖國是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才有今天的繁榮，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有多少人為祖國拋頭顱，但他們依舊微笑有多少人為它灑熱血，但他們都覺得值，從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為自己的祖國獻出了他們自己年輕的生命呀!

前段時間我有幸讀了《屈原列傳》這本書，對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個全新的認識。

屈原名平是春秋戰國時期楚懷王的左徒，見識廣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兩大挫折。讀《屈原列傳》的時候，我感覺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質，而是感慨活在一個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會是一個多大的悲哀。

屈原為楚國建立了法度，辦理外交使楚國的'趨勢逐漸走向富強的道路，并一度成為六國聯合抗秦的領導，同時他又為祖國積極培養人才。可是楚國的貴族政治，以日趨沒落，楚懷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國的張儀以重金收買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懷王的寵妃鄭袖，造成一個全面的政治攻勢。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懷王，要楚懷王聽從他的建議，但楚懷王的寵妃和大臣們百般阻撓，最后沒聽從屈原的建議。過了一段時間秦兵大舉來襲，最終楚國滅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淚，最后終于抱起岸邊的一塊記錄楚國輝煌、中落的歷史的江石投入了奔騰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嗚呼。

“路慢慢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每每讀到屈原，想到屈原，我總是有一種悲嘆，一個真正的跋涉者，一個真正堅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結局竟是萬般無奈的投江，后人們便流傳這樣一個習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們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條河里，撒粽子，為了不讓魚蝦吃屈原的尸體，以后的五月初五變成了今天的端午節。

我讀完了這本書以后，我想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總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許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從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遭遇困難和挫折是正常的，關鍵是在面對挫折時，應當拿出勇氣和毅力，迎接挑戰，直面迎接，戰勝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當作前進的踏腳石，最終走向成功，我相信這個道理一定會使我終身受益的。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三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1、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

3、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

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四

自屈原投江之后，他便一直被人所懷念。先民們設立一個節日來紀念一個人，并且延續兩千年之久，這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屈原以自己強烈的愛國心和嫉惡如仇，潔身自好的高風亮節，贏得了后人對他的永世敬仰！

然而，敬仰之余，我常常會生出一些想法。死，固然不失為一條保持清白、抗爭世事的`途徑，但這其中難免包含著一些怯弱和無奈。當一個人理想破滅，處于窮途末路之際，死難道就是唯一的選擇么？屈原之死，確實悲壯，但相比之下，孔夫子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頑強斗志，不更令人敬仰么？人生怎么可能沒有挫折呢？一旦遭到巨大災難，就以死來解脫，不顯得太消極了么？文天祥被虜，本想求死，可他終于還是“隱忍而行”。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堅定的目標——“將以有為也”。是這個信念戰勝了求死的念頭，支持著他斗爭直到最后。

屈原不應該選擇死！

我同情屈原，我敬仰屈原，我歌頌屈原，但我不由得深深感嘆：屈原之死，悲哉！悲哉！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五

張儀，是戰國時期和蘇秦同名的說客，極受秦王寵愛，與蘇秦提倡的“合縱”政策不同。張儀提倡的是“連橫”政策，即勸說各國與秦國聯合，共同對抗其他國家。張儀擁有超出常人的才華與口才，這點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不過我今天想討論的，并不是張儀的才華與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張儀的“連橫”政策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并對各國諸侯聽取張儀勸諫的原因做出一點分析。

首先，秦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各國諸侯都擔憂秦國會對本國的存在產生威脅，這時對于秦國的外交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蘇秦主張合縱，即其余六國聯合起來共同抵抗秦國，而張儀則恰恰相反，主張各國與秦國結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點必須明確的是，張儀是秦國的宰相，他的所作所為必定是對秦國有利的，而秦國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張儀游說各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幫助秦國取得霸業。秦國取得霸業，其他諸侯自然面臨被征服，從而走向滅亡的命運。所以說，張儀的建議是將諸侯引向滅亡的建議。他勸說各諸侯時，總是說：“秦國是當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大王不與秦國結盟，那么秦國將會與周圍的國家聯合起來攻打大王，奪取大王的地盤，長此以往，大王的國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說，大王現在應該做的是與秦國結盟，來保全自己，同時還能與秦國聯合起來，共同攻打其他國家，獲得利益，這豈不是一件大好事嗎？”然而，張儀只提及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并沒有深說。張儀清楚：如果進一步進行分析，他的目的就會暴露，各個諸侯也會拒絕與秦國合作。而站在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與秦國結盟，在短時間內本國不會有禍患，甚至還會得到好處。各國諸侯都懷抱著自私心理，心想反正這個受害者不是我，我還能獲利，何樂而不為呢？不過總會有一個國家受到侵害。終歸會有一天，自己會成為這個受害者，等到那時就欲哭無淚了。而能夠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則是蘇秦所提出的合縱政策。唯有與其余諸侯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秦國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國吞并。張儀的花言巧語，在各國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實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用計策把別人推進深淵，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張儀作為秦國的官員，所作所為對于秦國來講是盡到了臣子的職責，但是對于其余各諸侯來說，則是一種災難。

各諸侯都是深謀遠慮之人，為何竟這樣輕易聽取張儀的游說呢？我相信，他們并不是沒有預料到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是人性的弱點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活著都在為自己利益的著想，國家亦是如此。不從天下的角度考慮問題，反而只顧著本國眼前的利益，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與秦國結好，只為獲得暫時的便宜，殊不知在為自己的算盤感到竊喜時已經走向了滅亡的深淵。相信，各國諸侯在日后被秦國滅掉之時，既痛恨張儀又在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該責怪的又僅僅是張儀嗎？我想，最應該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說起來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從古開始，人們一直在感嘆“人性”這個東西帶來的利與弊，多少哲學家甚至專門寫書來告訴人們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陰暗部分影響到自己，可是人們多少年來始終在同一個地方犯錯誤。人性始終像麥田怪圈一樣影響著我們，人們卻又找不到解決的辦法。而張儀只不過是利用人性的弱點罷了。仰天長嘆中也不得不感嘆張儀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賞，尊敬但不贊揚，這就是我對張儀的態度。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六

這一篇顧名思義，寫了兩個人，屈原和賈誼。兩個的早年經歷和個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學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誣陷抵毀，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羅江自殺身亡，賈誼流放長沙抑郁而死。

簡單的說這一篇就是這樣。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記述屈原和賈誼的文章詩詞，大抵都是悲憤喊冤之辭，“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總之，是這個世界錯了，我沒錯，世既不容我，我將離世而去。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世界的確是極其不完善的，古往今來，有太多的懷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誣陷抵毀從此失意的有識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搶地怨天尤人的詩詞引發古今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實，從某種角度說，屈原的不如意的際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個性，當然還有他的文學造詣成全了他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成就，所謂憂愁憤怒出詩人，就是這個道理。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七

古人一句“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貫穿了整篇《刺客列傳》。從春秋至戰國末期，太史公司馬遷共為我們五個這樣的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以及最具有名氣的荊軻。他們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活了下來，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驅使著他們披荊斬棘，去完成看似無法完成的任務，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他們更是阻擋了歷史進步的潮流?為何?就是這樣一句“士為知己者死”，這也許更是一個莫大的悲哀吧!鐘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絕弦，終生不再鼓琴，以為世無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來這則故事被金庸金大俠搬到了他的小說《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劉正風與“邪教”日月神教長老曲洋合創《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門左冷禪，慘遭滅門之災，至死仍與曲洋一起，雙雙為“知己”而亡。在這里，“士為知己者死”的內涵得到了升華，這才是真正的“士為知己者死”。再回到《刺客列傳》中來。

五位刺客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有曹沫和豫讓才稍許算得上“士為知己者死”，而專諸、聶政、荊軻不過就是那些所謂“知己者”達到自己私語的工具。曹沫為了替魯莊公收回失地劫持齊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說，只是一種“忠君”的表現。盡管他的事跡是五個人中篇幅最短的，不過我卻認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夠完成住上給予的任務又能夠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讓，為了替被趙襄子“漆其頭以為飲器”的智伯報仇，先后兩次刺殺趙襄子都不成功，最后僅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謝世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愚忠的表現，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趙襄子的寬闊氣概，面對刺殺自己的刺客能夠縱虎歸山并答應他的無禮請求，不得不為他的氣概所折服。豫讓可謂刺客之中者。

專諸、聶政，都成功刺殺了目標，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當場被就地正法。專諸為了吳公子光，也就是踩著他的尸體成為大名鼎鼎的吳王闔閭的一己之利，用魚腸劍刺死了吳王僚，成就了闔閭的光輝時代;聶政僅僅是由于嚴仲子與俠累產生不快就替別人出頭，結果也是刺殺成功，當場被戳。他們兩人都是古代君王為了爭上位、謀己私的犧牲品，僅僅是因為一兩句好聽的話就把自己賣給了對方，這二人可稱之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談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筆墨來描述的刺秦的荊軻。他的故事就不多加敘述，人盡皆知。我對他的評價，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他是一個白癡，想阻擋歷史發展的進程;從個人的品德來看，他又是一個集勇氣、智慧于一身的英雄，盡管他缺乏的是實力，連當時的名俠蓋聶、勾踐都對他嗤之以鼻。荊軻不是一個有聲望的公卿貴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國，沒有出將入相，沒有驚天動地的功績，他只不過是當時地位低下的游俠階層的一個普通游俠，劍術不精，但他卻做了一件當時無人敢作的驚天之舉——刺秦，這是難以想象的，就連一代霸王項羽遠觀秦始皇也不過就是嘆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他這樣的舉動既是螳臂當車，更是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春秋無義戰”，戰國時代的戰爭卻根本連“義”都談不上，秦國用了及其殘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統，名將白起一人在征戰中斬殺東方六國90萬人，絕大部分是降殺。燕太子丹為了保全自己的國家，想讓荊軻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約。不過他卻忽視了一個事實，這是不可能的：齊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荊軻時代是國家走向統一的時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所以說燕太子丹和荊軻的行為是迂腐的。就連荊軻死之前都說：“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這樣的結果不亦悲乎!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八

屈原名平，是春秋戰國時期楚懷王的左徒，見識廣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兩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愛國情懷，在楚國遭受打擊，但是他始終不背叛楚國。

"路慢慢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每每讀到屈原，想到屈原，總有一種悲嘆，一個真真的跋涉者，一個真真堅持自己理想與情操的人，它的結局竟是萬般無奈的投江。

一個人的精神，一個人的人的意志無不在詮釋著他對人生的理解，他對生命的看法。

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總是匆匆走過他短暫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許永遠都理解不了古人。

讀《屈原列傳》的時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質，而是感慨活在一個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會是一個多么大的悲哀。

從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個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遭遇困難和挫折是正常的，關鍵是面對挫折時，應當拿出勇氣和毅力迎接挑戰，直面挫折，戰勝自我，把每次挫折當作前進的踏腳石，最終走向成功的輝煌。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九

太史公作《貨殖列傳》，不拘泥于時，駁斥儒道兩大家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大膽提出人類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無論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實現的基礎，財富，在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人生的資本。

自從商業產生以后，貧富差距漸漸出現，同時因為有了差距，便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作為以農為本的國家，古代中國一直到了清朝還在壓制商業活動，商人們承受著來自朝廷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阻撓與壓力，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創業歷程真的是步履維艱。士農工商中，商為最下等，其實各個階級都要養家糊口掙取銀錢，只是收獲渠道不同，收獲數量也不等。皇家貴族子弟生下來過的就是錦衣玉食的生活，雙手不沾一點腥土，整天跟著先生念叨仁義禮智信，之乎者也，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每每這些“貴人”不開心的時候，一個巴掌掄過去，挨打的小奴仆低頭含淚，以頭搶地，可憐兮兮地捂著一邊打紅的臉：“奴才該死！”同是人，貴賤就這么給劃分明了，你，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負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擔心的也許是明天去哪里游玩，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而眾多吃穿無著落的窮人們還在忍受著饑餓侍弄那幾畝租田，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財大氣粗”也就是這個樣子了，“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十

《刺客列傳》描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六個人的事跡，始于曹沫，終于高漸離，他們的悲劇性也在逐步加強，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這六個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無疑是荊軻，荊軻的事跡被千百代文人墨客傳唱，可其余五個人被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之中，不為大部分人所知曉。其實，他們六個人的事跡都是令人扼腕嘆息，蕩氣回腸。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被豫讓提出來，就成了刺客的信條，他們不顧家人，不計生死，就是為了“知己”這兩個字。前面已經說過，荊軻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現在看荊軻與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摻雜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馬貞《史記索隱》轉引來注解《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荊軻與太子丹游覽東宮，荊軻拾瓦投蛙，太子丹捧著金丸給荊軻。他們又一起乘千里馬，荊軻說千里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殺了千里馬把肝給荊軻吃。荊軻在宴席之上說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來放在玉盤里送給荊軻。太子丹的所作所為，實在是有諂媚之嫌。荊軻雖然為人深沉好書，與賢豪長者相結，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漸離在市集之上相樂相泣，旁若無人。太子丹對荊軻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說君子之間的交往不摻雜利益，可太子丹與荊軻并沒有做到這一點，連荊軻也說“太子遇軻甚厚”。所以太子丹為荊軻準備好要去咸陽時，荊軻準備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荊軻，以為荊軻要反悔，試探地說“丹請先遣秦舞陽”，他們連朋友之間最起碼的信任都沒有，更談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對荊軻不薄，荊軻去刺殺秦王，就有了“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來似乎沒有人去注意這些，荊軻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這和太史公偏愛荊軻有關，《刺客列傳》里，荊軻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還有他身邊諸如田光先生、高漸離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來了強烈的悲劇氛圍。文人墨客也寫詩作賦詠嘆荊軻，例如陶淵明《詠荊軻》中說：“其人雖己沒，千載有余情。”這其中自然也有荊軻他一諾千金，視死如歸的緣故，但是《刺客列傳》其他五人并不缺乏這一特點，所以，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與其他五人相比，荊軻的敵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雖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譽滿天下同樣也謗滿天下，可這并不能抹殺他奠定中國封建王朝基礎的功勛。而一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對手來決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歷史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竟然敢刺殺他的荊軻當然也在歷史上揚名。尼采說過，慎重地選擇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選擇你的敵人，朋友可能影響你的成就，敵人會決定你所能達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隨便去和他理論生氣，不是所有人都配當你的敵人。

《刺客列傳》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挾持齊桓公，既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齊桓公交出了侵占魯國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專諸雖然達到了自己目的，以魚腸劍殺了吳王僚，可自己也丟了性命。接下來的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不僅沒有完成任務，自己也丟了性命。而且秦王因為被荊軻行刺大怒，發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殺了太子丹，為燕帶來了禍患，但他們都是義薄云天、視死如歸的死士，其悲劇結局可歌可泣，讀來蕩氣回腸。我認為這其中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位，是高漸離。

畔送別荊軻時，流傳千古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就是高漸離為荊軻踐行之作。似乎在這個時候，高漸離就已預見到荊軻悲劇的結局，并決定自己也踏上這個沒有回頭路的征途。這是何其悲壯的畫面！他與荊軻的友情可見一斑！當秦始皇通緝太子丹和荊軻的門客時，門客們都潛逃了。高漸離更名改姓給人家當酒保，伺機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為愛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雙眼，令他擊筑，高漸離便把鉛放進筑中，再進宮擊筑靠近時，舉筑撞擊秦始皇，當然沒有成功，被殺。但是這個時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國，這時再刺殺他，已沒有什么意義。更何況，高漸離不會武功，他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漸離這個擊筑國手卻義無反顧，這似乎有些尋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來告慰荊軻這個朋友，這個這才是真正的“士為知己者死”!他只是為義而死，其中不摻雜任何的金錢、收買、報恩、等等齷齪，死得轟轟烈烈。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的詩句描寫了一個冷酷無情卻又俠肝義膽的刺客。刺客，或者說殺手，這個職業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古老傳統卻又有著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戰國那個君子之間爭霸的時代過去，“士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陰冷的暗殺、丑惡的血腥，這怎么不令人懷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義的刺客豪俠！

伍子胥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十一

很誠實地先說一句，實際上這篇文章我并沒有認真地聽講，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語文老師在談論《伯夷列傳》這篇課文時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對此印象很深，特別是對于"好人不長命"、"惡人富貴延年"的社會現象的不公，伯夷列傳讀后感。下課之后，我有重新瀏覽過這篇著作，暫且不談文章與司馬遷本人的聯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圍繞文章的內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寫作意圖：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當的答案，因而我不牽強附會，但我認為作者司馬遷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后一個問題是前一個的升華，而我就其中幾點談談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來，這個社會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機遇，于是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公正的待遇，作為一個圣人，他應該不必在乎自己的聲名是否能夠流芳百世，而這對于許由、務光等人來說，或許能不能美名外揚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馬遷自己想要揚名立萬的心情，同時他也確實如此，但我絕不贊同他對于成名的看法。這個世界上總是存在著許多有道德的人，他們并不說辭，也沒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樣游學講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種：一些人退隱田園是為了自身心情的寧靜，為了獲得一種靈魂上的解脫，很難講他們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馬遷一樣撰寫類似《伯夷列傳》這樣的文章來歌頌他們呢？事實可能是沒有的，即便有也并非這些隱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話叫做"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賴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這是指小隱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龍臥虎之地，這是指中隱。

只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于朝野之中，他們雖處于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才是真正的隱者。而我認為，歷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實的特性，加上人為的篡改和時間的淡化，許多歷史真相已經湮沒在了浩瀚無邊的時間長流里，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閃他們閃發光的人，他們智慧、優雅、從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們并未被記載光輝榮耀的史冊上面，這是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祿的史官不沒有辦實事么？亦或者是因為歷史的記錄并不真實？都不是，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歷史不能讓他們過于矚目地出現在后人的眼里，這樣可能會毀了他們，因為"某些人"不允許，因為他們與這個庸俗的時代不太協調，就像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一樣，他們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說"的向往。也許有人會說，"這樣子難道公平么？","公平",我人為這跟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爭些什么，那么你就沒必要為了不抗爭所帶來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這就像隱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樣，什么流言蜚語什么是不是能夠流芳百世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況且——歷史雖然沒有讓他們聲名鵲起，但也沒有無情地拋棄他們，或者我們可以這么說：他們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時代；他們被包含于歷史的一角，又超脫于歷史之外永遠活在他們應有的光輝里。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許這只是一種人類自我安慰的措辭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句話在對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維持以及惡念的扼殺和遏制，還有在維護社會和平這一方面，確實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論呼應了前兩段的論述。賢人在后世之人中的聲名取決于什么呢？什么樣的人才算是賢人呢？作者認為，賢人這個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時，在這些人眼中他們就被稱之為賢人。一般情況下，這些人占據所有人的大多數時，此賢人才能被認可，或者他們是被當時在思想上很有影響力的人所推崇。關于他們聲譽是否會在后世傳揚以及影響力度的大小，則首先取決于他們的不害他的行為和一定的學識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決于他們被何人認可了，以及那個人的號召力。司馬遷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發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練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聲傳播到后世呢？"真實得讓人難受。

古人語："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為他人的只言片語所動，也不被執權者的威嚴所撼，堅定智慧的理性，這樣一個人的思想才有實際上的價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謂正史稗史，所謂正統思想，所謂詭辯，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爾如是說。

注：《伯夷列傳》出自《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作者司馬遷。該篇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藝，折衷于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于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跡。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伯夷列傳》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